自古以来，人们笃信“鲜血包治百病”。古罗马时期，就有贵族生病喝角斗士鲜血的习惯；罗马教皇喝健康男子血用来治病的例子。在我国古代，饮血治病的思想由来已久。唐代陈藏器 所编《本草拾遗》一书中描述处决犯人时，便有人向刽子手 买蘸过人血的馒头治病。清朝袁枚《子不语》中“还我血”篇记载:“杨竟负约，又记人血蘸馒头可医瘵疾，遂如法取血。”（瘵疾即肺结核）。人们熟知的鲁迅文章《药》中更是对人血馒头做了详细讲述。

　　直到1918年，留学归来的刘瑞恒在上海首次报告了中国人的血型，开启了中国正规的输血疗法。1921年—1932年，北京协和医院在临床开展直接输血，自此中国输血疗法的新大门打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前，输血疗法已经在战争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大范围用于人民群众。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后，中国输血疗法开始应用于民众。最初，我国的血液供应由各医院自采自供完成，很多医院都成立了“助血队”，直接采集助血员的血液用于临床使用。1953年我国第一所血库——军委后勤卫生部沈阳中心血库成立，主要负责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供应全血，也标志着我国血液供应进入集中化供应阶段。

　　随后，我国的献血制度一直伴随着中国输血事业的发展与时俱进，先后经历了有偿献血、义务献血、无偿献血三个阶段。

　　和世界各国一样，我国早期的临床用血主要依靠有偿献血，就是民众向采供血机构提供自身血液并因此获得一定报酬。在利益支持下，人们献血积极性很高。但由此也带来了血液不安全的隐患。大多数献血者为家庭经济困难者，有的人专业卖血，隐瞒传染病史，并献血频繁，无节制，造成血液中的红细胞成分也会相应减少，血液质量得不到保障。加上当时医疗检测手段落后，处于传染病早期的病毒不能检测出来。输血后获传染性疾病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1978年国务院批准落实《卫生部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了“义务献血”。

　　义务献血制度下，国家将大多数献血指标分配给了单位。被动献血的情况，并没有充分调动献血者的积极性。许多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在社会上寻找献血员，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血源的不安全性。当时多数地方血站还没有艾滋病检测程序，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员和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更可怕的是，当时还存在很多民间私人血站——并没有任何卫生资质，一个会计、两个护士、几个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采血点”。这样的“黑血站”像雨后春笋一样越冒越多，有人统计过，1993年，仅河南驻马店地区就有33个。在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艾滋病村”诞生了。

　　输血秩序长期混乱，严峻的形势最终导致输血事业改革。1998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自此开启无偿献血，取消义务献血。为了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促进无偿献血可持续发展，2009年下发了《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

　　无偿献血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传染病经血液传播的可能性，但也存在以下制约因素：①血液供应的保障能力脆弱，极容易受天气、社会大型活动、社会状况（如疫情、自然灾害等）导致街头人流多寡的影响；②社会风尚尚未形成，固定献血群体人数不足，很多人因为形势需要会只献一次血；③社会动员能力还有待提高，多数民众对献血存在误解，认为损害身体等。

　　尽管如此，我国无偿献血制度一直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无偿献血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只是血液供应速度远远跟不上临床需求，所以给大家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我国无偿献血制度发展不好。

　　自2020年起，我国因为新冠疫情影响，无偿献血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为了更好推广无偿献血，各省完善了《无偿献血者临床优先用血》和《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费用直免》的优惠政策，希望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公益行为中。

　　我国献血制度发展到现在是可喜的，但是未来医疗水平飞速提高，对血液供应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无偿献血行列中来，用热血为生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