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调查研究》

　　早在抗日战争中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对习仲勋的鉴定中有这样一句评语：“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由此可以看出，习仲勋一生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走出“衙门”，深入实际，“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

　　习仲勋曾经讲，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是替老百姓服务的，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老百姓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这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要做好调查研究就必须走出“衙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人民群众找到最恰当、最真实、最正确的办法。

　　1943年春，习仲勋奉调占陕甘宁边区人口1/3的绥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他到任后，即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在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当地特殊的复杂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根据党中央指示和面临的实际情况，他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教育干部群众，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留在人民政权和学校中的旧职员，也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和社会事业服务。

　　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要求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同时决定带领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一个月的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带领工作组通过一个月的蹲点调查，座谈访问，个别指导，总结经验，帮助群众改革完善农业生产措施，理顺了土地租佃关系，制定了扶持贫困农民、教育落后分子、改造二流子的措施，提出了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意见。地委根据调查组在郝家桥总结取得的经验，讨论通过了绥德地区生产计划和移民工作方案，一时间在绥德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渡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吃饭问题。

　　发现典型，学习先进，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习仲勋曾经讲，我们的工作人员，既然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应该站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认为，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创造性，有许多典型模范人物。要做好工作，就要当好小学生。这不仅是个作风问题，还是对群众的感情问题。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时了解到，该村40岁出头的刘玉厚，通过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习仲勋即约请刘玉厚到自己住的窑洞详细叙谈。他一见面就紧握刘玉厚的手拉起了家常，详细询问刘玉厚当年的生产计划。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生产计划，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过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真切关心群众疾苦，及时排解群众的实际困难，是习仲勋调查研究的一贯作风。一次调查中发现，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勋便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调查组同志亲自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的宣传。

　　只有做好调查研究，才敢于实事求是

　　习仲勋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体会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调查研究作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做好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的前提条件和有效途径，是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判断，定政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他常说，调查研究是做领导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力量所在。

　　1947年冬，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左”的思潮一度蔓延滋长。习仲勋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与西北局其他领导分别到边区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土改要区别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确定方针政策，正确引导，有序进行。他先后在1948年初一个月之内三次致信毛泽东，提出坚决防“左”纠偏建议。

　　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作了报告。报告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传达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三）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

　　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19日，习仲勋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左”的影响和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20日复电习仲勋：（1）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同日，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等问题征求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后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旦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

　　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从边区实际出发，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促进了生产发展。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习仲勋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都表现出习仲勋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来源：北京组工